民国时期艺术教育法规研究(6)

民国时期，艺术教育法规也一直十分注重“道德”教育，在我国一直秉承的儒家伦理道德为安身立命的行为准则的基础上，加入了部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元素，更直接在法规中以三民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观和道德观要求国民，在1931年颁布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提出了“训育”概念，采用党员训练方式指导国民全部生活，从思想上诱导及各种纪念集会之剀切指示，以养成国民对三民主义的明确认识和坚定信仰。

（二）强调和突出女性受教育的重要性

民国政府成立后开展了新文化运动，要求摈除封建陋习陈规，实现女性解放和男女平等，让女性也拥有受教育权，大力兴办女子学校。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进行演讲，发表了《女子教育之重要》的演说，他说：“今日欲回复其人格，第一件须从教育始。”“教育既兴，然后男女可以望平权。女界平权，然后养成真共和民国。”[3］1006民国期间的主要女校如金陵女子大学、华南女子学院、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学校都开设了音乐、美术等艺术教育课程，接受艺术高等教育的女性数量也十分庞大。民国政府还给创办女学的学校予以奖励，如民国二年（1913）浙江教育司所定办法：1.每学期由省视学调查报告，给奖励一次；2.女生在三十人以上办有成效者，每学期给奖状一纸；3.在四十人以上办有成效者，每学期奖给津贴洋五十元4.在五十人以上办有成效者，每学期奖给津贴洋八十元；5.在百人以上办有成效者，每学期奖给津贴洋百元。[21］在1912年9月2日，教育部公布的《训令三则》规定：“自今以往，应就国家社会之情势，准据法令，尽力措施，不惟男子教育宜急也，女子教育亦应急焉。”[22］这些女子教育法规的颁布以立法手段保护了女性受教育权，为女性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推动了女性艺术教育的发展，帮助女性走出家庭，融入社会，找寻社会职业，提升社会地位，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三）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发挥艺术教育的社会价值

民国时期的艺术教育具有明显的实利导向，要求通过培养熟练工艺人才来提升生产水平，发展国家经济，推进实用性艺术教育来富国强民。如193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推进实用艺术教育以利建设案》，认为“挽救之道，惟有参酌各国艺术教育，彻底改进，使与工商各业发生密切联系，然后工商业因艺术之助，而益促其发展；艺术得附丽于工商业，亦亦臻于恢弘；其于国家经济、文化、及碍于各方面裨益实多。”[6］271抗战时期通过音乐、美术作品等激励军民士气，也集中体现了艺术教育的社会价值。民国时期实利性艺术教育较大程度地关注到了，注重文化艺术对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作用，是新兴资产阶级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的集中阐扬，最终目标是为振兴民族资本主义，推动经济发展，实现民族复兴。

时至今日，我国当代艺术教育法规无论是在数量还是立法层次上都远超民国，但是我们仍可借鉴民国时期艺术教育的优秀经验。艺术教育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帮助形成积极正面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当代艺术教育立法除了要继续创造经济价值，更要强调道德教育，塑造人民的审美能力，纠正日益刮起的不正之风，培养民族自信和民族精神，充分实现艺术教育的社会价值，建设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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