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艺术教育法规研究(2)

二、民国时期艺术教育法规的立法宗旨与方针

民国艺术教育法规的制定和颁布有其特定时代背景，虽然腐朽的满清王朝已经宣告覆灭，但新生的南临政府接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江山飘摇，民生多艰，中华民族能否独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立法者亟待解决的问题，艺术教育立法则是解答此问题的答案之一。民国政府在解决政治改革问题时，也必须进行教育革新：“凡一国政治之改革，不可不随以教育之革新，政治在于整理现在，教育在于整理未来，此定例也。”[9］

民国政府1939年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提出的《改进艺术教育案》中首先强调了艺术的重要性。“艺术是文化中最含有民族性，地方色彩的；要提高全国人民的精神和民族意识，不能不发展艺术。民族意识丰富的国家，是决不会灭亡的，非但不灭亡，而且因为有了创造精神的基础，一切建设必更见蒸蒸日上。”[6］275民国时期的立法者认为，能够独立存在外国列强具备强大的民族意识，这以全体国民具有民族思想和民族自信为基础，民族意识的发达则取决于一国特有的民族精神和艺术。通过立法手段确认、保障人民的受艺术教育权，能够有力促进艺术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增强国民的民族意识，从而为国家的物质文明建设打下夯实的基础，艺术教育是挽回国家权力，复兴中华的重要手段。民国时期，艺术教育法规的立法宗旨从具体内容上看一直贯彻1912年教育部颁发的注重“道德、实利、军国民、美感”，“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10］从其本质上来看，是经世济民，振兴中华，完成民族国家的独立复兴。

在这一立法宗旨的指导下，民国艺术教育的方针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培养民族精神

滕固等学者认为：“近数十年来我国社会秩序至为凌乱，虚伪、欺诈、攘夺、凌虐、猜忌等种种罪恶，层见叠出，这是民族精神堕落的表现。”[6］276而要培养民族精神则首推艺术教育。艺术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国民审美能力，是对精神的教育。如蔡元培就认为：“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又说：“美感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培养感情为目的者也”，“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11］艺术教育是实现世界观教育、培养国民精神的重要手段，艺术教育实际上就是要求教育要关注人的终极思想、关注人的和谐全面发展，是以培养健全、自由独立的人格为目的的自由主义教育。

（二）充实人民生活

民国时期推行艺术教育还以提升国民审美观念为目标，艺术教育使人民生活日臻美化，打造积极向上的社会大环境，熏陶国民精神世界，从而提高人民思想、规范其行为。与此同时，全体国民通过接触美的环境，享受美的精神食粮，能够拥有生活的幸福，获得积极向上的力量。

（三）改良工艺生产以发展经济

民国政府自宣告成立之日起就承担着收拾破碎山河、抵抗列强侵略，复兴华夏的重担，兴军强国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不仅要求拥有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更需要坚实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全力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提高工业产品生产水平是增强经济力量的重要手段。民国时期中国制造产业落后于外国，规模化工业产品的质量相对拙劣无法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优势地位，国货不但无法输出海外，国内市场还被洋货挤占，造成资本外流，严重地影响了国计民生。要快速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就要改良其制造工艺，首当其冲的就是培养大量拥有熟练工艺技巧的技术人才，这是出台法定课程标准，在各级学校设置艺术科目，加强艺术教育的实利目的。除了更新工艺产品制造技术，还要令技术人才深入了解工艺制品的制作工艺，美化其外观，舍弃封建旧俗陋习，也不能盲目模仿洋货，要培养原创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通过立法推动国家艺术教育，培养工艺制造人才，可以令产品制造取得长足发展，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从而完成民族复兴。

三、民国时期艺术教育法规的发展

从1912年到1949年，民国政府经过30余年的立法活动，逐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稳定的艺术教育法规体系，有效地推动并规范了艺术教育的发展。民国时期艺术教育法规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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