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中的儒家艺术教育思想

《颜氏家训》被誉为古今家训之祖，是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颜之推为颜氏子孙而写。全文分二十篇，其内容主旨跟古代圣贤之书类似，都是“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1](P1)。颜氏家族一直是以儒学成其家业，颜之推在《颜氏家训·诫兵篇》提到，“颜氏之先，本乎邹、鲁，或分入齐，世以儒雅为业，遍在书记。仲尼门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颜氏居八人焉。”[2](P329)颜之推本人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他在家训中所阐述的教育观念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颜氏家训》中的“文章”“名实”“杂艺”“教子”“勉学”等篇集中反映了颜之推的艺术教育思想。颜之推继承了传统儒家诗教、乐教思想，既强调艺术的社会伦理与政治功能，同时也注重绘画、书法、音乐、文学等各门类艺术的情感价值，对艺术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都做了明确详实的阐述。

一、 艺术教育目的：“德艺周厚”与 “陶冶性灵”

《颜氏家训》中的艺术教育有明确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培养“德艺周厚”的君子人格，其次也注意到了艺术有陶冶性灵之功。“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3](P287)这是颜之推在家训的“名实篇”中所讲的修身之道，君子修身要做到“德艺周厚”，既要有高尚完美的德行，也要有周洽笃厚的艺术素养。传统儒家一直尊崇礼乐教化，重视艺术通过潜移默化地塑造人的心灵情感从而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孔子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4](P99)，把诗、礼、乐看成是培养君子完美人格的必要途径。儒家艺术教育典籍《乐记》明确指出德与艺的密切关系：“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5](P342)。颜之推将艺术作为君子修身的必要途径，把艺术素养与道德品行并置作为君子完美人格的必要构成，是对传统儒家诗教、乐教思想的继承。

传统儒家艺术教育思想带有较强的功利主义色彩，强调艺术教育的内容要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实际上就是先善后美，将艺术教育当作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手段。颜之推所提倡的“德艺周厚”观念是对传统儒家艺术教育思想的继承。他在家训的“文章篇”中说：“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6](P253)文章的思想性是第一位的，艺术性是第二位的。颜之推以此来批判南北朝时期那种只顾追求轻浮艳丽的形式之美却忽视思想内容的文风：“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7](P253)颜之推颇为自豪地提到，“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8](P255)。颜之推此处虽然谈的是文学创作，但从中能窥出他整个文艺创作思想的倾向跟传统儒家的文艺思想是一致的。他在家训中谈论文艺创作，实际上是教导家族子弟应该如何学习、创作和品评文艺作品，为他们规定了艺术教育的内容和目标方向。他告诫子孙：“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9](P253)文艺创作要有节制，以理制情，不可因追求俊逸之气而任意放纵。

颜之推强调思想性是文艺创作的第一要务，却也并未轻视文艺的艺术性与审美性。他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馀力，则可习之。”[10](P224)魏晋南北朝时期，曹丕的《典论》、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文艺理论著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对诗教的情感特征和审美愉悦性给予肯定和阐释。实际上，早在汉代成文的儒家乐教经典《乐记》也不断强调乐跟人之自然性情的关系。颜之推所说的“性灵”即是指人的天赋性情，文艺有陶冶性灵的功能，让人“入其滋味”，通过审美愉悦来陶铸心灵、塑造情感。自魏晋南北朝以后，文艺的陶冶性灵说在中国文艺理论发展史上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到了明代，袁枚提出的“性灵说”直接将抒发个人性情视为诗歌的本质特征。

文艺作品要达到陶冶性灵的目的，创作者首先必须具有一定的艺术天赋。“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11](P241)做学问是可以靠下苦功努力达到精熟，文艺创作却要凭借一定的天赋才能取得成就。其次，创作者在创作中要表达真情实感。颜之推提到邢子才对沈约的评价：“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12](P258)沈约写文章用典故，并不给人掉书袋之感，而是让人感到作者在直抒胸臆，因此也格外能够感染人。创作者将真情感赋予作品之中，才能打动读者，达到以情动人、引发性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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